黑龙江追究并通报13名处级干部酒驾醉驾行为

来源:彩27信息港   编辑:张迥   浏览:24877 次   发布时间:2019-03-24 05:51:10   打印本文

嗯,西城帮与青龙派关系非同一般,看看能不能套出一些话来,不管如何,只要是事关青龙派的,一律记录下来,万万不可错漏过一条信息!“少侠,这两本修真宝典需要悟性极高才看得懂,少侠悟性神识惊人足令孤某佩服?”孤清星说到此刻很是赞赏,于是把那两本书重新放回岬内。孤清星,目光一扫,道“各位掌门,修真界的事情,我们九峰派向来一直都很少插手!但是这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九曙岛,我也不能坐视不理!”然后继续,道“泰山至尊派也是名门正派,派中出了逆徒也是门派不幸,罪魁祸首已经伏法啊,其他余众先一起暂压九曙岛,日后由至尊派掌门亲自处理此事,我想泰山至尊派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给大家的!”

“嘿嘿,你击败我在说吧!”燕中楠双目之中闪过一丝令人不易觉察的神色,手中乾坤宝剑再次出鞘,这就是剑承心铸的第一柄绝世之剑,出世之时就以九峰派的乾坤山命名,足以见此剑的威力。“少侠,这些都是我派所珍藏的修真宝典,没有想到你全部一一都有翻阅!”孤清星说到此刻用手翻了翻石玉书台上的一岬大册,如悉数册岬中修真宝典。

  火热的“环保心”何以欠下糊涂的“环保债”

  20年前,河南省新乡市个体工商户田桂荣因自费20多万元回收60多吨废旧电池,引发社会对废旧电池危害的关注,成为民间环保先行者和“环保明星”,并在新乡市成立中国首个农民环保组织DD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带领环保志愿者,从事保护母亲河(黄河)污染调查等环保公益活动。

  如今,68岁的田桂荣病了,下肢静脉血栓、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让曾经意气风发的“民间环保大使”身体佝偻,再也没有了高举奥运火炬奔跑的风采。

  疾病摧残着田桂荣的身体,债务却要压垮她的脊梁。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的田桂荣“拆东墙,补西墙”做了近20年公益环保活动,累计欠债85万余元,虽然有着火热的“环保心”,却欠下巨额“糊涂账”,这也反映出民间公益组织在理念、管理、财务上存在短板的“通病”。

田桂荣指着墙上的宣传图片介绍自己的事迹(2018年12月26日摄)。

  环保先行者田桂荣发出SOS信号

  “执迷”环保20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20年下来,她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记者在出租屋见到田桂荣时,她身穿青花色棉袄,暗红色旧皮靴,坐在椅子上,脚踝处露出深紫色的毛线裤。屋里没暖气,她将双手插在腋下,身体缩在一起,尽管精神不错,但整个人很是瘦弱。

  2018年是田桂荣最艰难的一年。银行打电话催欠款,借钱给她的老志愿者要她还钱,她甚至因欠债被起诉至法院。“躲”在出租屋里,田桂荣不敢接陌生电话,怕催债。“一打电话就说要我还钱,我肯定还钱,就是暂时还不起。”田桂荣说。

  “肯定还钱”是田桂荣不断重复的话,“还不起”是她面临的最大危机。

  “执迷”环保20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没钱就向亲朋好友借,再不然就找银行贷款。20年下来,她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田桂荣说,自己的两张信用卡欠了近7万块钱,家人的4张信用卡欠了十多万块钱,建生态园欠老志愿者和亲戚朋友30多万元,这些是她欠债的大头。

田桂荣为“挣钱搞环保”建的生态园(2018年12月26日摄)。

  田桂荣曾想建生态园“挣钱搞环保”,但她没想到2010年建起的生态园成为沉重的“包袱”。生态园面积最大时有近百亩,由于不会管理,最红火的时候一年才挣1万多块钱,而田桂荣累计投入4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志愿者们凑出来的。

  2016年12月,在环保志愿者张洁的提议下,田桂荣和儿女算了一下欠账数额,发现共欠下85万余元的债务。“根本不知道她欠了这么多钱,原来以为可能只欠一二十万。”田桂荣的儿子小范说,“我就不该给她信用卡,有时候她着急用钱,看起来都活不下去了,我就把信用卡给她,现在真后悔。”

  面对债务,田桂荣总说“还钱不是个事”,但如何还债,她也没谱。“生态园还有3000棵树苗,能卖10万块钱左右,生态园旁边的河堤要扩建,占地有补偿。”田桂荣反复提及的经济来源唯有这两项。“补偿还是没影的事,杨树现在根本卖不上价。”田桂荣的家人说,“现在生态园近30亩地,每年租金就得两三万块钱,她连租金都交不起。”

  2018年12月,一位销售电动汽车的老板给了田桂荣1000块钱,让她调养身体,说以后要请她做形象代言,田桂荣高兴坏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半个月后,急缺钱的田桂荣开口问该老板借1万块钱,却以“工人发工资紧张”为由被婉拒,但她仍将之前的许诺当作“一个好消息”。

  现在真正靠得住的是田桂荣的丈夫老范的工资,72岁的老范干一份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挣1800块钱,每一分钱都舍不得花,都给了田桂荣还账。“老范是‘幕后英雄’,下辈子还找老范。”谈起老范,要强的田桂荣难得显露内心的柔软。

  2015年,田桂荣重病住院,她开始反思,为了还债,她试图卖房子、卖火炬,当时家人极力反对。“说实话,农村的房子能卖多少钱?火炬更没谱。”当时有家属说了句不甚好听的话,“你去世了,在哪办丧事?”田桂荣由此打消了卖房的念头。

  如今,家人实在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我妈总说‘天无绝人之路’,但路真的会被走绝的,我每天做梦都替她发愁。”小范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热心人来帮忙把树卖了,把房子卖了,把火炬卖了,只要能通过合法途径还钱,卖一点是一点。”

曾经的环保横幅被挂在鸡舍上做围挡(2018年12月26日摄)。本文图片 韩朝阳

  火热的“环保心”,糊涂的“环保账”

  85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明细,田桂荣只是肯定大部分用于做环保和建生态园

  站在生态园里,田桂荣用略显拗口的普通话大声念着活动板房上的标语:“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需要更多无私的人做出更多无私的奉献。”田桂荣为大学生做过多场演讲,“不管去哪演讲,能叫学生哭,能叫学生笑。”对此,田桂荣颇为自得。

  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环保人”,自费20余万元回收废旧电池、带领大学生沿黄河做水污染调查、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田桂荣的确影响过一批人,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她说起一串人名,长垣县保护濒危鸟类的宋克明、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吴胜、做环保做得“最优秀”的徒弟田静……“我到新乡的医院、银行,很多工作人员都说听过我的演讲。”田桂荣说,“我的事迹还被编入中小学生德育读本。”

  田桂荣一度获得诸多荣誉,第二届全国“母亲河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福特国际环保奖等等,2008年她还当过奥运火炬手,但光环之下却是背负“巨债”的巨大反差。

  小范说:“最初我妈回收废电池,觉得是好事,当时家里做生意,有点积蓄,她愿意做就做,大不了把家里的积蓄花光,没想到她越陷越深。”

  光环也曾给田桂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得过保护母亲河奖2万块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给过2万块钱。”田桂荣已记不清奖励或捐助明细,“大概有10多万块钱。”

  田桂荣说:“有一位教授评价我,说我起了一个杠杆作用,撬动了民间环保事业。”她夸自己“最优秀”的徒弟田静是公益环保圈的“王”,但觉得“我比田静干得更多”。

  “田大妈说话比较夸张。”2013年入行的田静在北京一家公益环保机构工作,“2013年我加入田大妈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时,她的经济状况就不好,靠借贷维持。她不会管理,很多人都劝过她,说她年纪大了,别再待在环保一线,她不愿意承认或听不进去。”

  田桂荣总“冲”在公益环保第一线,但因管理和理念的欠缺,积累了一摞糊涂的“环保账”。85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明细,田桂荣只是肯定大部分用于做环保和建生态园。提议清算账目的张洁说:“账本我看过,只有人名、欠债金额以及借款时间,至于用途,我也不清楚。”当时动手算账的小范说:“有90%左右用在环保和生态园上,用于看病或还债的只占很少一部分。”

  处境窘迫的田桂荣似乎有点盲目乐观,“我相信欠的窟窿一定能补上。”小范觉得家里处境艰难,“那不是一两万块钱,我们经常为还钱的事吵架。”被逼到气头上,小范甚至有断绝母子关系的冲动。

  田桂荣身上暴露的问题本应有一道监管防线。2015年之前,田桂荣曾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其业务主管部门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每年要对业务和财务进行年审。但在财务上,田桂荣说协会的账上基本没钱,“都是自己往里垫钱,让审核通过。”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年审仅仅是走一道程序。”至于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究竟该怎么管,该负责人也说不清楚。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局长唐金江解释,局里现在只有38个在编人员,环保工作压力很大,对志愿者组织的管理确实跟不上。

  2015年当选为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的王军说,协会注册、存续都需要有一定资金,但我接手的时候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是自己垫一点钱,让账户上看起来有点钱,但那是我个人的钱。

  当地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也曾对田桂荣伸出援手,帮她卖树苗、众筹医疗费,但田桂荣糊涂的“环保账”至今算不清,也还不上。

  把脉环保“病人”,看似“糊涂”实为“通病”

  田桂荣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样走不远,公益组织也需要战略、管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化

  “以前我们协会的官网叫‘田桂荣环保网’,上面都是她的头像,我把网站完全改版,这个是大家的平台。”王军和田桂荣理念不同,“我觉得做环保要量力而行,她走向极端了,最后陷在里边出不来了。”

  没人否认田桂荣对环保的热情和投入,尽管不认同田桂荣的做法,王军仍肯定田桂荣的付出。“在公益环保上,她确实干得好,干了很多事,获得很多荣誉,我没法跟她比。”王军说,“我觉得不同时代对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有不同的要求,她需要转型。”

  实际上,田桂荣的“粉丝”和徒弟已经开始了新的选择。

  吴胜是田桂荣的第一批环保宣传对象,也是田桂荣的“粉丝”,他还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背景不一样,20年前很少有人意识到环保重要,需要田大妈这样的人站出来。”吴胜说,“现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志愿者,要身体力行,带动大家自觉环保,公益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点点滴滴。”

  谈及田桂荣的债务,吴胜说:“不是因为做环保就窘迫,干啥事都要有团队精神,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田大妈缺一个‘管家’,她做精神导师可以,但理念和管理上还是落后了。”

  “我觉得必须有资金保障才能做公益,像田大妈这样凭自己的热情,从家里拿钱做环保,如果是我,我做不出来,这也不是一种专业和长久的做事方式,自己和周边的人都会很痛苦。”田静说。

  田桂荣说自己搞环保调查就像做“特务”一样,“偷偷摸摸”的,但田静和吴胜已利用各种渠道和职能部门、调查对象协商沟通。田静说:“社会大环境不一样,我们和职能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以前有刻板印象,觉得环保组织就是给环保部门‘找麻烦’,现在职能部门能理解我们。”

  田桂荣曾是新乡市,乃至中国公益环保的一面旗帜,至今当地环保部门仍旧认可田桂荣等环保志愿者为环保事业做出的贡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局长唐金江表示,希望环保组织能发挥“桥梁”作用,利用凝聚的社会资源,发现问题后及时跟环保部门沟通,也把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传导给公众和企业。

  “她这一代民间环保人已经完成了使命。”田静说。实际上,2015年生病后,田桂荣已经在家人的劝说下逐渐淡出“环保圈”,68岁的老人确实有些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时代,她还拥有对环保的热情,但也背负了沉重的“环保债”。

  田桂荣仍坚持“以后有钱了,我要继续做环保”,小范却希望母亲的经历能够警醒他人,做公益一定要“顺其自然,量力而行”。

  田桂荣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看似“糊涂”,实为公益组织容易犯的“通病”。“田桂荣本人没有管理公益组织的经验,也没有使用专业的人才,她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样走不远,她现在的窘迫就是走不远的表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田桂荣在理念、管理、财务上存在的问题并非个例,公益组织也需要战略、管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化。

  田桂荣曾想建一个生态农庄,老范当“村支书”,自己当“村长”,过上安静的生活,但这似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生态园的板房内,记录田桂荣事迹和荣誉的展板挂满了墙壁,但寂寥的生态园里回荡的也只有她朗读标语的声音:“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

  亟待关注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领路人”

  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标准,提升其专业能力

  目前,全国社会组织的登记数量超过81.6万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社会组织近10年来蓬勃发展,在数量规模、资源量级、志愿参与、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重大进展。

  不过,社会组织的规范监管和能力建设却面临严峻挑战。田桂荣的“徒弟”吴胜说,田大妈是“环保斗士”,凭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思路“冲锋陷阵”,不过,现在需要的是“环保卫士”,按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做环保。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社会组织)主任马军认为,监督和规范必不可少,“公益组织需要构建一套规范机制,要有内部规范,也要有外部监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公益组织的指导和监管。“主要是指导不足,培训和服务不够。”王振耀说,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标准,提升其专业能力。

  王名认为,当前社会组织暴露出的“通病”说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已发生变化。以前,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约束和资源约束,近年来,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支持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捐赠已形成规模,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力专有性不足。

  “田桂荣的事情是典型案例,公益组织最大的问题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做好事,不注意自身的专业化。”王振耀说,“公益组织要通过自己的专业化,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田桂荣的“徒弟”田静称自己为公益环保从业者。“田大妈将环保志愿者这个角色道德化了,它其实跟其他行业一样,也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也需要资金支持。”田静说,“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公益环保才能走得更远。”

  王名解释,一般而言,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较高,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就高,竞争力就强,政府才愿意与其开展合作,其在特定领域就能实现深耕,团队的专业能力就能稳步提高。

  为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王名说,一是要从体制和政策上加大对公益组织的支持力度,把培育公益组织的能力专有性作为推进社会组织深化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标;二是建立教育培训及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改进社会组织的考核评估机制,建立和完善基于能力专有性的评估体系。

  马军对此表示认同,“很多公益组织凭借公益捐助和志愿精神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因为资源和能力所限,服务质量一般,难以通过服务获得收入。在公益筹款比较艰难的情况下,很多公益组织只能‘捉襟见肘’做公益,其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形不成良性循环。”

  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在人才。“公益组织在招收专业人才上处于弱势,很多人不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前景,甚至不认同这是一个职业。”马军说,解决这个问题,需改善社会组织的整体生态,既要让公众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组织要提升自身的管理、服务水平。

  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徐博闻毕业后于2010年进入公益行业,他说:“很多人对公益组织的印象要么是很惨,要么是很坏,但我相信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带头干专业的事,公益组织会取得好的发展。”

  社会公益组织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要补充,但面对理念、财务、管理、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面对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不解和质疑,面对专业化不足的缺陷,公益组织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

  李钧德 韩朝阳 李文哲

李钧德 韩朝阳 李文哲

只听长老他们哎呀呀连连出声,尽管他们用力死戳,但他们手中的尖刀却无一不是碰到了铜墙铁壁,连续不断的金属交鸣之声后,大长老他们无奈的发现,任凭他们怎样用力,哪怕是催动了体内的元力灌注于刀刃之上,也不能奈何山同本尊的皮肤。五岳联盟变动不大,特别是嵩山禅木派这一次派往的主力都是精英,有备而来,所以仍旧是位居前列,一直以来都是信心十足。

  王小帅:寻找家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王小帅有些遗憾,没能在拍摄《地久天长》的时候搭建出一个小城,包括六栋楼和一整条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东西,比如80年代的小饭馆和大食堂,让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个好去处。这需要钱。许多地方政府会对古装剧组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视基地,这样可以进行旅游开发,但谁会对当年大集体时代工人群体的生活场景感兴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头。为了勘景,王小帅带着团队去了很多地方,从山西到河北,再到东北,想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北方工业城市,最终在内蒙古包头停了下来,在电影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筑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楼架子。美术组将楼道内外重新布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样,每个炉灶都生过火,炒过菜。

  在电影里,在工厂工作的三对男女经历了下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无法忍受丧子的痛苦,离开包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边的一个渔村生活,以修船织网为生。三十年后,他们重回故地,许多事物已被时间摧毁,少部分坚固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曾经的生活景观已经不复存在。筹拍《地久天长》的时候,王小帅计划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园”。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时间。今年2月,《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最终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两个奖项。

  3月中旬,电影即将上映,导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紧密。采访是在首映礼的第二天。记者到场前,王小帅斜靠着座椅,将两只脚搭在对面的桌子上。这是不多的闲暇时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动结束后,才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

  导演工作室位于北京将台路,一个专门摆放奖杯的架子很是显眼,其中一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奖状上,《极度寒冷》的导演署名还是Wuming,意思是无名。那时他还处于“地下”状态,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到荷兰把这部作品制作出来。旁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文艺类书籍,那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书架对面的白板上,贴满了备选演员的照片,一部网剧正在筹备,那是他商业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题微电影的时候,他就调笑说,赚了钱,好回去养活文艺片。

  30年间,镜头内外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他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年前,楼外还是荒野和麦田,丽都酒店刚刚开张,很是醒目。酒店正式营业是在1984年,同一年,陈凯歌的《黄土地》问世。美院附中的学生王小帅看了这部影片,还有“第五代”的开山作品《一个和八个》,很受触动,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还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那时他正年轻。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对于当时的王小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外。两年后,他在明白拍片无望后,独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独立电影的路。他曾和贾樟柯、娄烨一起,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但对于这种集体性的命名方式,他并不太感冒。

  同样没有归属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在贵州长大,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两年,便来到北京读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后,他的户口档案从福建转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几乎没有故乡。那些镜头里的人物也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狼奔豕突一般,不断逃离此地,却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历史和记忆俘获。现在,他试图用影像的方式为这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人们寻找一个居所。

  醒来

  《地久天长》的剧本成型于四年前,当时二胎政策刚刚开放,王小帅决定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支点,创作一部关于失独家庭的电影。“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响了中国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王小帅找到了编剧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帅的设想中,故事从1982年讲起,一直延续到2011年前后,这个失独家庭试图摆脱伤痛的记忆,抵抗时代潮流的冲洗。

  故事成型之后,阿美开始写剧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本来的故事背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特征,都是围绕人物来写的。直到后来勘景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下来具体的城市和场景。

  剧本一改再改,仍然没有找到足够理想的方式可以将繁杂的故事脉络提挈起来。那段时间,王小帅还是会经常做梦。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梦,醒来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故事从中间开始,让过去的时空与当下的现实来回切换。像是突然从记忆的斜坡跌落,刘耀军在一场梦中醒来。独子溺亡的片段闪过,工厂的集体生活瞬间变成过去,此刻,他已经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渔村。

  “不管出了什么事,生活还要继续走下去。有的人选择将过去的隐藏在心里边,有的人则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后,并没有去应对,或是调和。事情过去之后,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态去覆盖它,但是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经历和轨迹,都会变成各自的精神密码。”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位主演进组后,开始围读剧本。赵燕国彰在电影里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时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王小帅阐述理念时说的几个字:不要用力,别使劲儿,那个东西就在这里,自然就好。

  工厂里的一场戏,原本的安排是让赵燕国彰扮演的新建从门口走过去,穿着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喇叭裤,拎着录音机。这明显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赵燕国彰自己设计了台词和动作,进来和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闲聊了几句。

  新建挂在嘴边的“巴士奇遇结良缘”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引进的港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故事里跳舞的部分也有出处,舞步叫作蹦四,是经过本土化之后的一种交谊舞形式。

  “小帅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关照个体生命,希望人能够回头看。人不能忘记过去,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对社会和人性的那种悲悯,我很喜欢。”咏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制片人刘璇看来,对于这部戏的演员来说,他不用真的去演,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些人扔到环境里面,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帅突然从福建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在1992年。本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毕业的时候,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来北电选人。他是一位著名编剧,承诺王小帅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然而,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手续办理还没完结,陈剑雨就已经离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后,王小帅拼命写剧本,却得不到拍片的机会。

  两年之后,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去福影厂开会,提到了这个名叫王小帅的北电毕业生,问他为什么还不拍电影。制片厂领导发言的时候回应称,大学生没有经验,先要锻炼五年,才能独立工作。听了这话,王小帅立刻起身离席,回到宿舍,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电影厂的大门,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这是一场逃离。他从一个体制里跑出来,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经过去,“第五代”导演的狂飙突进,给王小帅和他的同学栽下了精英主义的种子。但在变换的时代气候下,它变成了苦闷的源头。王小帅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电影。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中国电影大滑坡的十年,旧的体制在消亡,市场化的格局又没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开始向社会文化转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谁要是说想拍商业片,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毕业的时候,都没人肯去中央电视台。”导演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电摄影系的毕业生,跟王小帅在学校里就认识,后来担任他的摄影师,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时间。

  那时候,电影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需要通过卖厂标来过活。电影产量在下降,电影院也不景气。刘杰和王小帅去一些小城市,或是县城,发现那里的电影院已经改造成了农贸批发市场,座椅拆掉,摆上了货架子。

  也有让王小帅感到振奋的事情。同级的张元正在筹备拍摄《北京杂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暗流在涌动。

  王小帅决定不再等了。他在东四的广东大排档重新见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刘小东和喻红,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电影计划,演员就是他们俩。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刘小东和喻红相信了王小帅。他们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电影里,二人将扮演走到绝路的青年艺术家。

  演员有了,剧组也拉了起来,摄影师是摄影系的邬迪和刘杰,胶片和摄影机是托关系从保定胶片场和北影厂找的。五万块资金是从同学那里借的,导演组只有王小帅自己,拍摄地是在刘小东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里。原本王小帅只是计划拍一部15分钟的短片,陆陆续续拍了五个月,短片越来越长,最后发现竟然可以剪出一个长片来。

  拍摄的过程中,王小帅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现。王小帅后来透露说,那其实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个自己。就这样,他们靠着跟朋友化缘的方式,拍完了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

  拍完之后,本来想买厂标,然而价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万。即使一家国营制片厂给出了将近半折的优惠,王小帅的剧组还是根本买不起。最终,电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径,成为了所谓的“黑电影”。

  制作完成后,有影评人将其介绍到了国外的电影节。在鹿特丹,王小帅收到了一张报纸的传真,上面写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单”的导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帅。电影节主席转述了国内官方的撤片要求,几位参展的导演商量之后,选择继续放映。

  偷渡

  刘杰接到王小帅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剧组条件窘迫,之前一直担任摄影师的他,不得不顶上了制片人的角色。这是2002年,前作《十七岁的单车》已经被禁,王小帅决定拍新片,电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发生在福建。勘景的时候,刘杰和王小帅从福建一路向北,终于在浙江温州洞头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没有几家宾馆,摄制组的住宿都成问题。也很难找到群众演员,那可是在温州,当地人搞船运,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没人愿意干这一天十几二十块钱的活儿,更何况半夜两点还要爬起来到船上拍戏。

  负责演员的副导演赵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喝酒。村长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说,你要是把这瓶儿给干了,我就给你解决演员问题。赵祥二话没说,一口喝了下去,回来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小帅给制片人刘杰打电话,说是有个镜头拍了十几条,已经拍毛了,怎么都不对,拍一条就得废一本胶片,还应不应该继续拍。刘杰回复说不满意就拍下去,王小帅听了挺高兴,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还有钱,是吧。

  “他其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拍得不顺的时候。当时的资金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拍片就没有容易过。”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们。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镇,他曾是偷渡大军的一员,成功到达美国,跟同乡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不肯断绝关系,被对方举报,最终遭遣返回乡。

  总是这样,沿海的青年想要进入美国,农村来的青年想要进入北京,迁居贵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断逃离的此地,与无法企及的别处,共同构成了王小帅电影里的欲望地图。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那时的王小帅,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显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是在1999年。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土著”少年,因为一辆自行车,有了交集。开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员突然退出,剧组重新选定了一个叫李滨的少年,作为男主角。

  那是李滨第一次演电影。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导演常常坐在监控器后面,神情专注,拍得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感叹。当时剧组的条件有限,用的还是胶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胡同里找地方拍。

  有一次,剧组在后海拍戏。当时天气正好,光线从树梢间打下来,一个静态镜头,大家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这条就要拍成了,这时候,忽然路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拦也拦不住,直接从镜头里穿了过去。这让王小帅大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对方干架。

  《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奖,却并没有改变王小帅的拍戏条件,甚至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没有送审就参加国外影展,这部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等十多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电影局组织的座谈。这被认为是官方机构和独立电影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会上,除了得到一个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王小帅后来在书里回忆说,他们几个导演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欢呼雀跃,新的担忧悄然来临。根据贾樟柯的描述,座谈会上,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用刘杰的话说,则是“市场的繁荣大于创作的繁荣”,而文艺片的环境,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在2005年的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王小帅作为颁奖嘉宾出场。那时他已经拍完“三线”题材的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为了宣传新作,王小帅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的盛典活动。

  主持人刘仪伟打趣说,作为一只“母鸡”,要“卖鸡蛋”的话,必须出来“叫唤”。随后他问王小帅,如果有人愿意掏钱把《青红》改编成系列电视剧,愿不愿意亲自把它给拍出来。王小帅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回应说,可以再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剧本,把这个“鸡蛋”卖个好价钱,再请合适的人来拍。

  

  拍摄《闯入者》期间,王小帅给演员说戏。图/受访者提供

  回望

  王小帅回到了贵州,回到拍摄《青红》时选用的那些场地。那是2012年,《我11》已经上映,与此同时,他开始筹备《闯入者》,后来还为这部影片加上了悬疑的元素。从决定拍摄“三线”题材到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王小帅知道,那些场景肯定还在那里。甚至之前拍摄过的矿灯厂宿舍,依然有人在那里居住。他们叫出了王小帅的名字,而大部分的老建筑,已经人去楼空,变成一副空壳。

  现在是由过去在时间和空间上叠加而成的,王小帅回忆说。“三线建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并不会就那样过去,在许多年后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能会找上门来。这些老人,经历了共和国至今的大部分历史,时代的刻度不断调整,在某一个节点,他们被抛下,可能就一直停在了那里。

  演员李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地道的“胡同串子”,他在主演了《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本来签约了公司,当时为了拍《青红》,推掉了戏份更多的电视剧片约。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去贵州的情形,拍戏之前,王小帅带他去贵阳的小河镇,找那些老工友聊天。在李滨的印象里,当地的老建筑特别像是小时候北京三环外的地方。大红砖露在外面,一看就感觉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砖的棱角都变圆了,“有点儿脏,但是又体现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时剧组在一个附近的老商店拍戏,商店里的布局仍然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让李滨产生了一种穿越的错觉。

  这曾是王小帅生活的现实,也是他长大的地方。因为“三线建设”,王小帅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离开了上海,和迁徙大军一起,来到偏远的贵州。“三线建设”是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为了预防战争,大批的沿海军工企业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迁移,动员的人口规模在千万以上。王小帅的母亲在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在政治热情的氛围中,和大家一样,响应国家的号召。父亲原本在上海戏剧学院教书,作为家属,也来到了贵州,后来调到省京剧团工作。

  实际上,王小帅后来的迁徙就是伴随父亲的迁徙开始的。在那个政治的年代,搞戏剧是很痛苦的事情。王小帅的父亲对那些运动没有兴趣,也不太会社交,倒是喜欢收听美国之音。这些行为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却给王小帅打开了一个通道。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起身,耳朵紧贴收音机,屁股翘得老高,捕捉遥远的异国之音。贵州的生活封闭,几乎被外界遗忘,王小帅却由此找到了连接世界的洞口。

  在《我11》里,王小帅为父亲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故事发生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王小帅的小时候,王景春扮演的父亲带着11岁的主人公,到野外去写生,在晚上给主人公看印象派的画作,这都是王小帅的亲身经历。

  父亲曾说过,在那样的年代,人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命运就像是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王小帅在自述里回忆道。

  1979年,一个借调的电话打过来,王小帅一家离开了生活十三年的贵州,搬到了武汉。在城市上学的第一天,王小帅穿上了父亲的一件卡其布中山装,衣服并不合身,但至少很洋气。“上海人”的身份是王小帅的底牌,然而,在班里的同学眼里,他是从贵州来的“乡里娃”,王小帅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两年后,王小帅考到了中央美院附中,借着去北京报到的机会,王小帅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然而,意想中的激动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他不停地拍照留影,掩饰着作为外地人的窘迫模样。由此,身份认知的焦虑逐渐内化成某种心理机制,在后来的创作中不时显露。

  直接相关的作品是《青红》,身处贵州的父一辈执迷于让子女回到上海,子一辈却希望挣脱家庭的束缚。到了《我11》,来支援建设的这些上海人聚在一起,通过沪剧和侬语温习他们的身份。而《闯入者》的时间线延伸到了现代,历史的阴影以记忆的形式找上门来。这三部作品构成了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童年的这些私人经验成为了王小帅回望历史并反观现实的入口。

  拍《我11》的时候,王小帅和美术师吕东重新取景,走了好几个地方,最终定在了重庆的一个机械厂。他后来在书里回忆,当时的环境已经是全然的“市场论成败”,电影的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他自己承担了主要的部分。

  还是在2012年,王小帅接受了别克轿车的邀请,和陆川等人一起,拍了十二星座主题的微电影。当然,他也拒绝了很多机会。微电影的故事背景转移到了现代都市。在其中一部名为《远方》的短片中,男主角在都市的密林中开着车,一个人自说自话。逃离是我的哲学,他说,言语间依然是王小帅作品的影子。

  但与此同时,王小帅依旧会在公开场合显露出愤怒的一面。《闯入者》在2015年五一档上映的时候,被市场给了一记闷棍,排片只有1%,碾压它的是电影版的《何以笙箫默》。王小帅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即便在表达愤怒,他还是本能地引用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

  重建

  拿到《地久天长》的剧本之后,吕东跟着王小帅开始勘景,选址,一步步地将北方工业城市和南方沿海渔村的空间确立起来。一个是黯然没落的故地,一个是“孤绝边远的异乡”,三十年的变迁就在这两个空间展开。

  王小帅跟吕东等人一路向北,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开封、内蒙古包头、河北井陉以及大连。另一组人马径直南下,去了广西、广东、海南、福建,顺着沿海跑了几十个地方。北方城市最终确定了包头,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有50多年的工业历史。南方渔村定在了福建连江,此前参加拍摄电影《失孤》的时候,吕东就曾去过那里。

  主场景的搭建地是在一个糖厂里头。开始筹备的时候,预算还很充足,王小帅和吕东计划着,搭出一整条街。在最初的设想中,刘耀军夫妇多年以后回到故地,楼对面的开阔空地盖起了“皇宫”洗浴城,甚至遮挡住了远处工厂的视线。这样的空间设想,让王小帅和吕东都很激动。

  然而,预算很快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只好修改方案,放弃了更多呈现工厂、街区和宿舍区的变化视角。拍摄多集中在室内。不过,即使是这样,内景的搭设还是最大程度还原了80年代的样貌。糖厂的领导来到筒子楼一看,激动得不行,跟当年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进组之后,演员艾丽娅和徐程以为这是实景,不敢相信都是布置出来的。

  在福建,剧组建造了两层的小楼,下面是刘耀军的修理铺,上面是这对夫妇的住处。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实打实盖的,非常坚固。里面的各种设备都是从周围的村子里搜罗的,直接就可以营业。当地的一位修理铺主过来看,也觉得惊讶。

  对于王小帅来说,福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毕业之后,他在这里度过了苦闷的两年。“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为了拍电影,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跟《地久天长》情节)暗合的体验还是有的。陌生感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产生了一种恐慌和焦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未来。”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空间让真实的记忆和虚构的角色发生共振,而时间给了很多事情一个答案。在拍摄和制作《地久天长》的时候,时间感也进入了电影的叙述方式。这次的摄影师来自韩国,跟李沧东合作过《诗》,明亮的质感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真实的幻觉”。剪辑师则来自泰国,和知名导演阿彼察邦多次合作过。

  电影不断在过去与当下来回切换,而切换的节奏是和情感的节奏同步的,给观众的感觉是,过去从未离场,记忆一直都在。从时代的浪潮中脱离出来的角色们,在经历了地域和时间的流转之后,在影像中回到曾经的家园。

  拍摄结束后,搭建的场地一般都要拆掉。渔村的部分拍完之后,当地村长连忙赶过来,表示不能拆,要保存下来,以后可以做个纪念。连江当地多暴雨。剧组离开后不久,台风就造访了拍摄所在的渔村。海浪刮过来,足足有六七层楼那么高,许多地方变成了一片汪洋。但那个房子还在。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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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远这几天因前辈所许,静拓一些奇文,以好前往离岛之心,于是,道“晚辈离岛闲居,前辈要是有效力之处,晚辈定当效劳!!”“老四,你个瘪犊子下手还有没有轻重?!整个落霞谷中就你个瘪犊子够狠够辣,你这一失手弄死了这个傻狍子,怎么回去向谷主交代?!”姜遇喷出一口鲜血,他几乎要透析出了一丝真意,然而自身的状态差到了极致,不能够让他完全安然立足于悟道状态,被迫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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